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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聚焦于美国学界如何在网络时代重新思考言论自由。

因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从温和的感化到直接强制等各种压力手段，而权力就是泛指这些类型的压力手段的最广泛使用的字眼，尽管对权力这个概念到底包含些什么内容还有相当大的争论。三、政治作为法律的实践背景 法律和政治所面对和处置的几乎都是共同的问题，即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公共事务的边界及其运作与处置原则，而这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其与以个人主体为核心的私人利益的关系。

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就单纯的逻辑推演还是客观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来说，无论是从价值诉求来看还是从事实证明来说，人与政治都始终是处于一种双向互动、彼此塑造而永不完结的过程之中：即在真实社会生活之中，人都始终是政治的人，而政治也始终都是人的政治。第三，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无需共同决策的地方，也就没有政治活动。而在这里法律传统实际上也就成为了现实法律制度建构及其实践运作的现实因素，它们与真正的现实社会因素一道共同成为现实法律制度模式及其实践运作的必然的影响和制约因素，这就是所谓法律制度模式及其实践运作的国别特色。各级党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全体党员都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

在思想层面，政治可以被简要地定义为一群在观点或利益方面本来很不一致的人们作出集体决策的过程，这些决策一般被认为对这个群体具有约束力，并作为公共政策加以实施。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政治的确是法律的现实目的。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的最为重要的变化恰恰就在于它开始自我思考并为自身在学科和学术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地位的真实确立而努力了。

权力法学的衰微和权利法学的凸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中国法学的人的被发现，是中国法学的主体性的被找回。从这时起，中国法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特别强调了全面的、整体的法学研究，也就是所谓的法学理论学科的学术研究与应用法学即部门法学的学术研究的广泛而深入的结合，彼此互补。十多年前，有学者就曾指出，当其时也，面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的浪潮，虽然有一部分法学家感到困惑、迷惘或不解，但大多数法学家们在反思、在探索、在进取。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定向下的中国法学称为权力法学，那么这种权力法学很明显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指向，明显地具有政治优位取向，明显地具有工具主义的倾向，也明显地具有权力依附品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的确在反思自身的不足时，意识到了其革命情怀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全球化几乎已经成为世界性浪潮的时代的消极影响，而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实践也使我们逐渐意识到了法制与法治是与革命情怀的法学绝对不相容的，民主和宪政建设同样也是与革命情怀的法学相左的。[3]同年，《法律科学》也以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组织、发表了系列笔谈。

如今这个禁区已经被突破了，但还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诸如，是否存在‘应有权利？它是一种什么性质与状态？人权产生与发展的原因是什么？人权有无共性与个性？在阶级对立社会里，它是否是社会性（共同性）与阶级性的统一？人权有没有国界？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是什么关系？等等。我们主张采历史的发展的观点，肯定成绩，找出缺点。法理学如果不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只讲大道理，不在部门法层次上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不把这些道理贯彻到对法律现实的说明、解释和改造中去，这样的法理学没有几个人爱听。僵化凝固的法学的典型体现就是，从整体上看，法学的学术理论的判断标准一是经过教条化理解和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二是当前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政治政策与措施，这两条通常是检验法学的学术理论研究以及理论观点和主张在方向和内容上是否正确的基本准绳。

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表现为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的契约关系以及行使约定权利、履行约定义务的行为，超契约的党政权力不能也不应当直接干预主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党对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的必要的政策导向需通过法律、法规，即通过法定权利和义务来实现。法学的学术理论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就是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与政治需求，这种法学的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现实的国际国内的政治路线斗争、政治方针的执行、具体政治政策的落实而提供理论论证与说明。法理学从根本上讲是理性之学。这一趋势引出一系列法学新问题，如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法的本质，法律政策（一国执政党或其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目标）而作出的政治决定）与法律原则（通行于各种法律中的公理或普遍原理），主权与国际法制，各国法律的调适与整合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学界能否敏锐地洞察社会中的法律问题，及时地对社会需求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问题。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纵深发展，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交往的领域的不断拓展、层次的不断加深，国内法的法学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社会生活实践的需要了，于是，中国法学开始强调从吸取先进的理论和经验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角度全面展开对于国外法、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结合研究。

真正的学者应当将自己的学术观点建立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和严密的逻辑推论基础之上，而不应将学术与政治简单混淆或把学术见解庸俗化，变成对政治口号或特定时期政治思潮的诠释。但是，当我们的主要任务从破坏旧世界的阶级革命转向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时，法理学也就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重心。

中国目前有大量的现实问题需要法理学去分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法律的理论思考也同时就是对于政治的理论思考。抱怨实际脱离理论，抱怨部门法的人不关心法理，是无济于事的。9.孙国华：《武装头脑 瞄准方向 抓住时机 团结协作》，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2期。3.舒国滢：《面临机遇与选择的中国法理学》，载《法学》1995年第9期。众所周知，法理学一直是法学中受‘左的束缚最严重的学科之一。

说到底，也就是，现实政治需求是法学学术理论研究的根本性的指针和出发点，法学没有自身真正独立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领域。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经过拨乱反正，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在理论上基本清楚，在实践中也开始了从政策一元化（即主要依靠政策来调整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到政策和法律的二元化的过渡（即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

但问题是由于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时期内，我国实行的都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尤其是政治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绝对优先性被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和领域都为政治马首是瞻、成为政治的奴隶，整个社会生活被全面政治化，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无一不是政治问题。法理学既要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改革，也要大胆地对自身进行改革。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处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迎来了自己的新时期。开放当然也意味着法律学术与法律实务更紧密的联系。

[16]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法学学者们更是自觉意识到了法学的发展表现为把多学科或者跨学科的研究作为一个基本的重要方向，并做出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学科所能解决的，而需要多学科的配合，需要有跨学科的知识。它主要是指以‘商品关系说为代表的民法基本理论，源于七十年代后期，盛行于八十年代中期，衰于九十年代。在研究某一个问题时往往都是几个学科的专家相互配合。[9]对于中国法学的这种主题与风格的这一变化，舒国滢教授曾概括说：如果概括地划界，那么我们可以说：90年代以前，中国法理学的任务主要还是澄清一些理论是非问题，为培育良好的学术环境做准备。

在这种精神性的自我身份认同情况下，中国法学不能不成为政治的附庸，中国法学也根本就没有想到自身应该具有独立自主的学术地位并为之而努力。因此，经验法学特别注重的是对现实的所谓理论结论和具体的实践措施和政策的正确性的肯定与褒扬，而根本不涉及对现行法律理论和具体的社会实践措施和政策的反思、检讨与批评，它根本不去、也不敢去设想这些理论和实践措施与政策可能会是错误的。

如：抛弃了法单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认识，承认了法的社会公共职能。朱景文教授曾经论述说：法理学是从比较抽象的层面上对我们所研究的法律现象的把握，它的优点在于它能比部门法学站的更高，能够统揽全局性的问题。

一个最为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邓正来教授等学者致力于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立学术规范化的建设。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需要一种全新的民法基本理论呢？回答是肯定的。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在理论上，则要求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我也想到了美国的法理学教授，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同时兼任部门法的课程，从宪法、行政法，到合同、侵权法，到民诉、律师道德，无所不包。20.朱景文：《关于法理学向何处去的一点看法》，载《法学》2000年第2期。鉴于我国法理学尚不能与当代世界法学展开对话的事实，可以考虑让法理学率先与国内已较成熟的前导学科（如哲学、经济学）进行交流、沟通与对话，从中把握国外人文思潮的脉络，逐步扩展法理学家的学术视野。

这样，政治思维的惯习和内在逻辑就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与各色人等的思维定势之中。与部门法学相脱节的法理学是空泛的，与法制实践相脱节的法理学是无效的。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法学界就开始了对于中国法学未来发展的各种思考和展望，其初衷的确是希望籍此推动中国法学走向理性自觉的、在科学上独立的发展路径。可以说，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界在学术研究中简单地运用单一的学术与思想资源，在法学研究的目的与功能预设上确实是在追求获得某种单一而确定的唯一的法学真理，只认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理论依据和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断的结论为唯一正确的法学理论结论，并坚信这种真理性的结论才是对于中国的社会实践、社会发展和法学理论的学术进步真正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要回答或者说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了？或者中国法学可能向何处去？，我们不能不首先明了中国法学从何处来？以及中国法学现在怎么样？，而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法学怎么样？。这从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法学界对于有关法律价值、法律原则、法律精神、法律理想等主题的论述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一重大变化。